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来临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棘手性，也使公民主体及其诉求日益多元化，亟待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治理以此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推动了政府改革和公民参与，促使政府逐渐放权和赋权，逐渐退出那些不擅长的领域。学者们从管理主义、行政改革等方面讨论了治理兴起的动因。可以说，治理的出现不仅局限于上述几个原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对政府在原有的合法性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合法性诉求，包括绩效合法性、参与性合法性、回应性合法性、依法行政合法性等。本文在分析和厘清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后，指出社会共治范式的兴起是对这种多元主体合法性诉求的回应，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协商、赋权等治理工具来解决其诉求的整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