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将西方音乐史视为不断理性化的历史，并通过音乐视角对西方文明及其现代性转型进行诊断；阿多诺则力图揭示西方音乐理性化历程中的裂隙及其所具有的压抑功能。基于此，阿多诺对韦伯音乐社会学新康德主义立场展开批判，认定其从合理化角度对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的勾勒是“非历史”的，其音乐理想和标准是将现代才产生的标准永恒化和超验化的结果。但是，阿多诺对韦伯批判的实质，却是对整个现代性规范价值的拒绝，对作为现代性分化基础之经济原则的片面理解，也将现代审美的感性解放潜能曲解为认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