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眼光看，农民的房基地伸脚（私自扩张）、利用国家政策开垦黑地这类行为都是“弱者的武器”，是某种形式的抵抗。我想描述的也是这一类现象，但是我不认为将这些现象以“弱者的武器”来阐释是合适的。斯科特的农民是“传统”的，是属于一种“传统/现代”的二项对立分类。而且，斯科特的政治学模式解释不了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农民在国家的现代化项目中比国家还“激进”。而本文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个案。在本文的以后部分我会论述自己的观点，现在先转述一些别人对斯科特的批评。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斯科特式的“抵抗/支配”二分框架在政治人类学中经常受到批评。例如罗杰·基辛（R.Keesing）指出：所谓“‘抵抗’在一个层面常常生产出‘范畴性的和体制性的支配结构，而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是很难决定能否将个人或群体的特定行动标签为‘抵抗’。”但基辛肯定“抵抗”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隐喻，而非准确的概念，是有其价值的。1793611与此有关，人类学在“抵抗主题”方面的研究已经让位于民族志调查基础上的更复杂的“厚描”1793613。最近对这一进路的批评还可以以麦克·赫茨菲尔德（M.Herz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