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个人自由、民族独立或团结同时并存的时期。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两者既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竭力追求的目标，也被认为是专制主义政府强力反对的东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唯一的原因。他们的同盟者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精英，或者属于社会上层，或者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要求政治自由，而假装要求政治自由是代表全体民族，而不是为了反动的统治者、土著人或外国人。他们辩解说，“自由资产阶级”正在追求自身目标，实际将民众不满情绪纳入追求他们自身狭隘利益的轨道。这有点不公平。18世纪“人民主权”概念是为全体“人民”而设计的，当然最初被认为是由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有资格的市民不得不指导广大民众，并逐渐把他们带入政治生活。然而，毋庸置疑，这种动力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那些他们最直接感兴趣的问题。19世纪中叶，在西欧、中欧地区，我一直认为这个精英集团就是资产阶级了，不过，这一进程推进到东欧、穆斯林地区、南亚和非洲时，就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了，只有知识分子和少数商人集团。而反对这个新型精英集团最强有力的力量往往不是地主阶级、资本主义，而是官僚主义、土著人和外国人。到18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