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定鼎北京后一向尊祀孔子，崇尚程朱理学，藉以统摄人心，维系国本。但自鸦片战争以降，“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1]的儒家自立方略实不足以抵挡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在教育上解除了儒学与国家的制度化关联，其结果之一是文庙中孔子身上的光环更为暗淡。这对于以孔子标榜“道统”的清廷而言，无疑是一种十分不利的连锁反应。为重振孔子教化人心的统治功用，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将文庙祀典升为大祀，开一代之“殊典”。[2]学界对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之事不曾有专文探讨，涉及这一问题的学者或从宗教学的角度探讨清代文庙祀典对于“儒教”作为宗教的意义，或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清末文庙祀典与意识形态控制制度的关系。[3]本文挖掘、运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旨在重现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以及朝野不同群体反应的历史场景，尝试从圣人教化与礼治之道的角度，展现清末仿行立宪之际难以控制人心的困局及其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