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秩序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与有关现代性的反思紧密关联。正如德朗蒂所言，鉴于社会理论起源于现代早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德朗蒂，2003：32）。社会理论和现代性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对现代性的思考成为社会理论生生不息的活水泉源，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推动着现代性反思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诞生于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传统宗教的宇宙秩序观走向衰落，社会思想的世俗化与对新秩序的追求并驾齐驱，成为现代性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鲍曼认为，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凸现出来，成为不可能之最、必然之最，实在地说是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因为它将其他所有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鲍曼，1999）。作为现代性的关键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中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在现代早期，社会思想对秩序的探求便日益显明。现代性以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面目逐渐显现，暧昧不明，难以捉摸，它绝非尽善尽美，也不是罪恶滔天，矛盾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项重要特征，秩序与混乱如影随形相互缠绕。“秩序就是非混乱的一切；混乱乃是无秩序的一切。秩序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