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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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敏俐: 赵敏俐,1954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中国古代诗歌,出版《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周汉诗歌综论》、《先秦君子风范》、《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等学术著作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北京市等多项教学科研项目,先后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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