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编码/解码”理论也随之淡出文化研究领域。通过对初稿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与终稿Encoding Decoding（1980）文本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霍尔在1973～1980年，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早期符号学和语言学的重新启用，以及对葛兰西的再发现，扬弃了“编码/解码”理论。他不仅由此发展出了自己的“接合理论”，为当时“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僵持不下的局面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也通过话语理论关注了福柯，成为他后期“表征理论”的重要源泉。完善后的“编码/解码”理论，更多局限于传播学，而霍尔借此萌发出的“表征理论”，成为他日后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