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政治方面最实质性的变化,体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动员最有利的资源。民族主义有效地突破了阶级、宗教、封建割据等造成的人们的阻隔,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成为人民(people),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然而,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当其与国家权力结合时,其也考验着现代国家的理性,即:作为公意代表的国家,如何在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理性,而不是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绑架和牵制,而在多民族国家中,在国家整合之外,政...
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政治方面最实质性的变化,体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动员最有利的资源。民族主义有效地突破了阶级、宗教、封建割据等造成的人们的阻隔,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成为人民(people),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然而,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当其与国家权力结合时,其也考验着现代国家的理性,即:作为公意代表的国家,如何在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理性,而不是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绑架和牵制,而在多民族国家中,在国家整合之外,政府如何尽量中立、公允地对待各个民族的权利诉求和发展。20世纪的政治发展历史已经为人类留下了经验和教训。首先,民族主义具有政治实用价值。20世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实用功能。如果说,最初民族主义是在英、法等自下而上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具有自发性,那么当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渐强大并成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样板时,民族主义被抽离出来了,具有了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许多民族主义最终的诉求都包含着权力和政治内容,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话语权,它能够赋予民族国家和权力集团合法性,成为政治势力争夺社会资源的方式。法西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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