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帝之“人格性”的误读，使牟宗三无法真正理解康德的实践哲学体系。笔者认为，没有深入考察基督教信仰、认识不到信仰之于生存的有效性是牟宗三误读康德的根源。在深入分析情感之于生存的意义的同时，笔者认为，生存的有效性是进入文本和思想的关键，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