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人员、企业高管和政府监管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频频曝光的美国公司丑闻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更是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家对“好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这样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但究竟何为“好的公司治理”依然存在争议。在经济学家特别是秉持代理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看来，所谓“好”的公司治理做法应该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代理成本并有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治理做法，即美式股东导向型的公司治理制度。这些经济学家还具体列出了包括委任更多的外部独立董事、分设CEO和董事长职位、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份额等一系列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这些“最佳”做法在强化董事会权力与独立性、增强CEO责任感、降低代理成本继而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等方面，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准则。与此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好”的公司治理做法，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能否真的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特别是那些跨文化移植自西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