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由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成员构成的,似乎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控制变量。但政府本身的组织效率效益和其强大的资金来源及其基础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得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控制变量。一方面,在清政府积弱百年的条件下,新中国仅仅经过27年就初步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这主要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工业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Tassey,2014)超越了私人产业的能...
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由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成员构成的,似乎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控制变量。但政府本身的组织效率效益和其强大的资金来源及其基础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得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控制变量。一方面,在清政府积弱百年的条件下,新中国仅仅经过27年就初步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这主要是产业的发展需要的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工业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Tassey,2014)超越了私人产业的能力后,毛泽东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在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在中亚大体上能够保持均势(肯尼迪,1988:552~553),更不用说,中国的军事影响力通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早已超出国界了。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亚当·斯密的政府“守夜人”理论不是什么科学的理论。中国的需要、中国的实践把政府拉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全力发展是否适度,是否影响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各种状态变量固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适,但这种自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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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今朝: 河北新乐人,高中毕业于河北正定中学,依次获得武汉大学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在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并进行硕士和博士的高级宏微观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教学。2009~2010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进行合作研究。围绕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方法论和政策问题承担国家自科基金、社科基金、教育部和地方基金项目,发表文字超过100万。出版中文学术专著被中国(包括香港)多所一流大学以及美国国会、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收藏,美国售价达到12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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