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中国社会矛盾纠纷总量为4295万件。矛盾纠纷主要通过调解、公安机关受理以及法院审理的方式解决。近十几年来,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数占比上升,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数和刑事案件立案数占比下降,矛盾纠纷调解率总体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每年约有1/4的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解决。2023年矛盾纠纷调解率达到新高,为27.77%,找熟人调解、找公安派出所调解、找对方或对方单位协商是矛盾纠纷发生后公众首先选择的处理方式。同时,矛盾纠纷的解决情况影响公众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的评价以及...
2023年,中国社会矛盾纠纷总量为4295万件。矛盾纠纷主要通过调解、公安机关受理以及法院审理的方式解决。近十几年来,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数占比上升,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数和刑事案件立案数占比下降,矛盾纠纷调解率总体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每年约有1/4的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解决。2023年矛盾纠纷调解率达到新高,为27.77%,找熟人调解、找公安派出所调解、找对方或对方单位协商是矛盾纠纷发生后公众首先选择的处理方式。同时,矛盾纠纷的解决情况影响公众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的评价以及对相关部门的信任程度。为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质效,我国在顶层设计、源头预防、多元调解方面做了多重努力。未来,仍需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筑牢基层堡垒,发挥基层党组织力量,坚持“三调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持续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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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馨媛: 袁馨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公安学院治安系副教授。
戚泽宇: 戚泽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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