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交通闭塞,贵州农村充分地体现了“乡土性”的传统社会特征,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1]即使是现在,农村多数60岁以上的老人甚至没有到过当地县城,没有见过火车,农民们一直过着“养猪为过年,种烟为买盐”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的人都很少,当时有少数“新潮分子”的外出被当地村民称为“跑江湖”。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先出去的部分务工者在城市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们的“衣锦还乡”对依然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产生了不小的诱惑。而农资价格的猛涨...
由于交通闭塞,贵州农村充分地体现了“乡土性”的传统社会特征,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1]即使是现在,农村多数60岁以上的老人甚至没有到过当地县城,没有见过火车,农民们一直过着“养猪为过年,种烟为买盐”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的人都很少,当时有少数“新潮分子”的外出被当地村民称为“跑江湖”。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先出去的部分务工者在城市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们的“衣锦还乡”对依然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产生了不小的诱惑。而农资价格的猛涨和农产品价格的起伏不定使农业的收益逐渐下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作用下,农民们通过相互带动逐步形成了“外出务工潮”。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贵州省农民工总数达到652.74万人,其中省外就业农民工达504.61万人。[2]2010年初我们对贵州省103个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贫困村劳动力外出率达到了38.5%,温饱村为37.2%,小康村为26.3%(见表1)。上述结果与我们2008年的统计结果(农村劳动力65910人,户均2.30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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