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法治到礼教的变化

秦、汉律的蓝本要追溯到战国时代魏文侯时李悝著的《法经》。《晋书·刑法志》云：“是时（指魏明帝定魏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始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1]……商君受之以相秦。^[2]汉承秦制，萧何定律。”《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瞿同祖先生在论述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时对秦、汉律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表述：“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他认为，随着周封建制度的衰落，法家应运而生，为国君所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即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定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法，固不待论，即萧何所制汉律亦全袭秦旧，为法家一系相承之正统。”^[3]不过瞿同祖先生也指出：“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汉律虽为法家系统，为儒家所不喜，但自汉武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此辈于是重整旗鼓，想将儒家的精华成为国家制度，使儒家主张藉政治、法律的力量永垂不朽。汉律虽已颁布，不能一旦改弦更张，但儒家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4]瞿先生的这一论断，得到学界一些学者更为详尽的论证。徐世虹教授的研究表明，汉儒学虽然在汉中期取得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