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城楼标语

一 全球公民社会话语的形成及分歧

正如全球化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的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公众的讨论中，‘全球化’一词被一部分人当作胡说不予理睬，相反，被另一部分人高度概括为人类必须遭遇的新的命运”（贝克，2004：2；罗伯森，2000：83-86）。然而，何为全球化？全球化始于何时？对其探讨至今并无高度共识。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与人类文化一样古老，古人类洲际间的迁徙与交流就已开启了这一历程，而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在15世纪至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市场形成进程中随之产生的现象（Richard Madsen，2005：10）；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吉登斯、赫顿，2003：8）等等，不一而足。“公民社会”亦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对其界定聚讼不已（王绍光，2007：402-409）。可以说，从艾丽斯·勃丁1988年使用“全球公民文化”、史蒂芬·吉尔1991年首次使用“全球公民社会”以来（周俊，2010：17-21），“全球公民社会”一直是个充满想象力、同时又歧义丛生的奇怪词汇。因为，全球（化/性）与公民社会我们都无法清晰界定，又怎能指望二者合成后能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知识呢？

但是，二十余年来，“全球公民社会”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在全球公民社会问题上，至少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两种进路：第一，基于民族主权国家不能再维持社会福利（雷，2007：239）以及不能解决日益上升的国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