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追溯现代慈善的生成，宗教都是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与philanthropy不同，Charity（慈善）曾在文化上坚定地属于基督教传统，系三大神学美德之一（Mcbrien，1995：300-301）。“慈悲”、“喜舍”、“福田”、“道德”、“济世救人”、“瓦哈甫”（Waqf）^[1]等历久弥新的思想延绵不断地给现代慈善以深厚滋养，并赋予后者超越性的价值、使命和意义。

说到台湾宗教，不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观光客，都能强烈感受到台湾上演着的宗教博览盛会。在这里，除了丰富的民间信仰、自然宗教、各种世界性宗教外，还有大量新兴宗教。寺庙、教堂、神坛等难以计数。1987年后，宗教的分化并立快速发展，至今依然势头不坠。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和西方宗教在台的发展相比，本土宗教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此外，宗教对慈善的贡献十分惊人，对台湾慈善文化、志愿服务以及本土组织的国际化的影响也至为重要。例如，台湾“内政部”2011年的一份表彰手册中提及，社会教化事业成效卓著或捐资金额达1000万元^[2]以上的宗教团体共261个。1978年捐赠额仅1113197922元，2010年达33477745803元，1978～2010年为70284272991元（江明修等，2013：276～277）。以佛教、道教为基础的基金会更为繁荣，甚至在国际上声誉卓著。本文试图以台湾为例，粗线条地讨论其宗教格局的生成，以及宗教慈善的谱系结构、实践与意义。

基于欧洲思想史的梳理，并借助“社会契约”和“政治契约”概念（迪蒙，2003：71～72），笔者提出了解释非营利组织以及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