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土心理学

过去十年，本土心理学刚刚起步，它是批判西方心理学普适性，推动全球心理学的特殊性的一种努力。本土心理学倾听来自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前殖民地区学者的声音，从而能使用心理学来解释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跨文化的心理学者依循Hofstede所提出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差异模型，将中国人理解为“集体性”（collective）和“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t）的群体。^[1]Fiske批判了这种文化二分法，因为它无法有效地检验亚洲文化内各族群间差异。在过去许多文化比较的实证研究中，集体主义的概念过于宽泛，它将所有“非美国人”归入一个群体中，同时也把“文化”的概念等同于“国家”（nationalism）。作为一个人类学的佼佼者，他认为田野调查是构建本土理论的主要方法，所有的生态系统文化（比如宗教、婚姻、财务）都是超越个体自我之外有价值的文化指标。^[2]在中国台湾推动本土心理学近20年的黄光国认为，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含有西方民族优越感的偏误，所以将该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是十分不利的。反之，他倡导用儒家关系理论（Confucius Relationism）来研究中国人，这一理论包含了中国人的面子、关系和人情等本土化概念。他认为，自古代以来，中国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3]但是，儒家思想在汉朝成为国立的宗法传统后，它是否对中国少数民族有影响呢？我们发现，心理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中原始宗教和民间风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