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迄20世纪中叶为止的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快速经济增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近代现象，这种近代现象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两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先行工业化国家大量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制造业和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其他重工业，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劳动，打破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限制，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这一阶段的增长模式称为“早期经济增长”。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主要依靠与科学相关联的现代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这一阶段的增长模式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库兹涅茨特别指出，现代经济增长需要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S.库兹涅茨，1971）。库兹涅茨概括出的模式很快成为经济学界共同认可的标准事实而被广泛援引^[1]。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建立了“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在计量分析基础上指出，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而非要素投入驱动。本章采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广为流传的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和内涵增长（intensive growth）概念来表示库兹涅茨所谓的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两种增长类型。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从1978～2007年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总量增长约17倍；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