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融危机后，和发达经济体通过“再工业化”为带动，或以“量宽”和推进制造业升级为导引实现经济的相对稳健复苏相比，融资条件收紧和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未来前景，成为倒逼新兴经济体改革的契机，推出更好的政策、改变增长模式、深化结构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兴经济体打破增长放缓现状、遏制经济下行的根本出路。鉴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化的新常态，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同样存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可能且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障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提早突破金融危机影响桎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结合我国目前宏观调控导向，在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情况下，政府调控着重于财政政策的精准施策，并倾向加大财政力度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性，例如，财政支农、中央财政积极支持钢铁煤炭去产能以及创新驱动等，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那么，如何在保证宏观财政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成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必须突破的关键性问题，具体的，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空间从何而来；第二，如何“充分”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或者具体解释为释放多大财政政策空间才能实现在留有必要政策回旋空间和避免触及宏观财政金融风险可控这一底线间最优化抉择。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负债历史相对较短，政府债务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