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与深化研究的启示

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善民生、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形成覆盖城乡、政府主导、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的问题由来已久并广受诟病。从治理的视角看，涉及公共支出的项目要通过特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此过程的行为主体是官僚。^[1]官僚们有着不同的偏好、目标和信念。最终能够获得通过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也许不是所有项目当中最迫切需要的，但一定是官僚们各自看法的妥协。通过的项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应对该项目具有偏好的官僚诉求，尽管某些项目在实际当中可能既不经济也无效率——这是因为官僚对项目具有强烈偏好，并不意味着项目就一定是真正为民众迫切需要的，它们可能只是官僚之间互投赞成票造成项目捆绑落地的结果。

本文探讨传统官僚制下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掣肘。德罗米特（Drometer）认为官僚制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会导致供给过度，造成公共支出增加，进而试图探索在官僚制下如何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2]伯诺尔（Bernauer）与寇比（Koubi）认为，低效的官僚制导致政府规模增大和公共服务供给过度。^[3]贝里（Berry）与洛厄里（Lowery）以转移支付和政府采购为变量，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时间起点，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否定政府一直以来所辩称的规模大是因为其回应（responsive）民众需求所导致的，揭示出政府规模过大是官僚制模式下公共服务供给过度（exce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