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公共政策研究
一 引言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政治和经济生活分别只有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即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并预言世界历史将以此为终结。[1]中国学者目前已对政治民主实现形式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2],但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却注意不够。这导致学者们在讨论当前的改革目标时常常陷入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二分法的窠臼,从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本身其实可以有多种制度实现形式。于是,在思考经济制度时我们常被禁锢于国家和市场的二分思维中,就像在思考政治制度时我们常囿于民主和专制两者对立的思想惯性之中。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划分是对制度缺乏想象力的表现,无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重要的多样性,也无助于我们在变革前明确可资利用的选择。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想象力不会凭空而来,其植根于对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的深刻观察。
在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中,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世界体系论又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三种形态。进入20世纪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被法国的规制学派分为以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和去工业化以服务业为主的后福特主义。[3]所有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强调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单一性,但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些理论都持一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