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关于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文献中，除去一般性的判断或者说结论性的陈述之外，通过经验研究持肯定或否定的文献逐渐增多（Minami and Ma，2010；Yao and Zhang，2010；Zhang and Wang，2009）。然而，研究尚缺乏在一致定义的前提下依据特定标准进行的经验检验。为了深化这个讨论，本文拟在准确界定刘易斯转折点原意的基础上，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提供更多的证据。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的研究（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我们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本文着眼于对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考察。

南亮进（Minami，2010）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时，根据日本经验设定了五个与工资变化相关的基准作为检验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经验依据。这些基准是：如果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则①生存部门（农业）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②生存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③生存部门实际工资从长期不变到迅速提高；④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趋同；⑤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转变为弹性在零与无限之间的水平上。南亮进显然是按照商业化点的定义确定上述基准。不过，他本人也同意，由于第一个基准过于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