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论

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认为，创新研究作为一种现象始于法国1903年对创新传播的分析研究，英国和德国紧随其后。在美国，对创新的研究有19世纪20年代的人类学和19世纪30年代对杂交玉米传播的研究。^[1]罗杰斯确认交流是创新传播的重要部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和加拿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研究个人创新的传播转向研究创新的采用者，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是环境还是采用者的特征决定了创新的采用者在他们的创新采用行为中是最初的采用者、早期采用者、晚期采用者还是落后者。许多关于政府特点的比较研究为定量研究。尽管这些传播学者认定社会制度是传播的一项重要环境因素，他们也比较了自下而上型传播和自上而下型传播的成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无法识别的、只能通过定性分析方法确定的变量。

这批创新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每个事件中的创新采用并不遵循同一路径，而是遵循一定的特征形态或行为模式。^[2]就早期采用创新的政府的特征而言，政府的特点和民众的本性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有些政府在高度创新方面享有盛誉——例如美国的明尼苏达和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的事实只是部分解释了这方面。根据相当多的关于所用研究方法的争论，萨维奇（Savage）总结道，尽管如此，的确存在一个关于创新的政府特征或模式。^[3]本文借用萨维奇的结论，描述创新模式或特点中不同的维度和层次。

另一类研究考虑组织框架内的创新模式。该研究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