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与传统迁移理论的张力

一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新趋势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历程中，受户籍制度、迁移成本等多方面条件的约束，在大部分时段，农民工的迁移形态以青壮年劳动力单独外出为主，其家庭结构呈现夫妻分居、子女留守的状态（蔡昉，1997；辜胜阻，2007）。临时性的城市务工者而非永久性迁移者的流动性质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候鸟式”或“钟摆式”地循环迁移（王春光，2001；李强，201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民工务工历程的持续推进，近年来，农民工迁移及在城市的居留形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即农民工“携家带口”迁移越来越普遍，且在流入地城市工作和居留开始趋向长期化和稳定化（韩俊，200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a；王子成、赵忠，2013）。在2013年1.67亿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农民工达3525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1%；2008～2013年的6年间，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人数平均每年增加133万人^[1]。在东部地区一些主要的劳务输入地城市，农民工与配偶、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开始成为该群体在城市居留形态的主要模式（周皓，2004；洪小良，2007；王春光，2010；李强，2014）。家庭日渐成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化迁移亦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新趋势。

二 家庭化迁移与经济理性范式的张力

农民工举家外迁而非个体迁移的新趋势，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经验层面看，都无法完整于传统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从而使得这种基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