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60年代的职总秘书长暨秘书处报告，职总中央在工运思想路线上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变：1960年代末期绝少提及以前大肆宣传的“民主工运”口号，职总和政府领导人更多地宣传劳工运动应该走劳资政合作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论述重点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人民行动党独大体制的建立，经济生存取代政治斗争成为主要问题，自主性国家政权既控制了社会，又引导甚至干预市场，这样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阻碍了传统的工运发展进程，并通过严格的劳动立法削弱工会的劳方利益职能，造成新加坡工业关系体系的倾斜。

在这种背景下，1960年代后期，新加坡工运界出现劳动态度分化、工会凝聚力涣散、会员流失等发展困境。1969年以后，作为工运中心的职总开始采取措施，试图通过引导劳工运动走向“现代化”，扭转新加坡工运发展的方向。工运领域的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工业关系体系中重新强调劳资政三方合作，形成工业化共识，以适应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一节 “民主工运”的困境

一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

1960～1980年代，李光耀最得力的财经助手是曾任财政部长和第一副总理等要职的吴庆瑞（Goh Keng Swee）。吴庆瑞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博士学位（经济学，1956年），与李光耀、杜进才等人同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大师拉斯基（Harold Lasky）的影响，主张新加坡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直接领导制定了新加坡的经济政策。

1960年代中后期，尽管反殖反帝的左翼思潮在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