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
一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IAD)框架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t Indiana University)的学者群体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普遍性的框架,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对制度如何影响个人面临的诸多激励及其相应行为感兴趣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融为一体。[1]IAD框架起源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城市服务供给的分析,最早于1982年提出,[2]并由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布罗姆奎斯特的博士论文将此框架应用于研究南加州的地下水盆地治理。[3]在过去30年间,这一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实际情景的分析,例如奥克逊、[4]埃格拉沃尔、[5]施拉格等、[6]吉布森等、[7]福特曼等[8]的研究。IAD框架早期版本提出后,通过大量实际应用检验,框架趋向于不断完善。目前IAD框架已经成为理解社会行为的精致框架及公共事物(Commons)管理的精致理论。[9][10]该框架的近期经典版本如图1所示。
图1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曾经在框架、理论和模型之间做出区分。她认为,框架是一个能够帮助人们在制度分析中去辨识其中的因素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元理论结构。理论能够使分析者根据不同类型问题去研究框架中的具体影响因素,并且提出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而模型是被用来处理一组有限的参数和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