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问题既包括物质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精神层面的问题。从1980年代以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在解决残疾人物质问题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残疾人的心理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残疾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有鉴于此，我们运用国际上通用的精神心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自尊感量表、驾驭感量表^[1]对广州和兰州1131名残疾人的心理状态加以测量，并从人口特征、身体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规模等层面对影响残疾人心理状态的因素加以分析，最后试图从社会学的结构与文化的视野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并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加速转轨，城市原有的那种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着考验与变迁，单位包揽所有员工“从摇篮到坟墓”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企业或单位保障）的改革，即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外移和社会（包括社区）保障职能的不足使保障在移续之中发生了问题。这不但表现为有些退休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而且表现为较普遍地出现失业下岗人员、退休人员得不到心理慰藉而陷入苦闷的现象。问题发生于对企业社会保障职能外移的机械处理，它忽视了集体生活对人们的支持作用，忽视了心理支持对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的重要作用。^[2]

实际上，心理支持对弱势群体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对于城市残疾人而言，随着“单位制”的转变，残联和社区组织承接了作为硬件的慰问金、重残补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