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宣誓就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为了建立一个“更繁荣、更公义、更进步”的香港，梁振英政府提出“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治港方略，不仅其经济平均增长速率远高于此前历届特区政府，而且其福利政策的改革与调整即“福利新政”获得显著成效。为此，本文将依次探讨香港“福利新政”的缘起、内容、绩效及延续建议这四个问题。

一 “福利新政”的缘起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出版后，世界各国（地区）政府开始着手建立拥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大部分东亚国家（地区）类似，香港福利政策呈现“儒家伦理”“生产主义”和“政府低支出”三大特点：“儒家伦理”强调家庭福利，让家庭承担社会福利的责任与义务；^[1][2]“生产主义”是指将福利政策同时作为工具反过来刺激经济的增长，Holliday称之为“刺激型生产主义”^[3]；“政府低支出”强调在多元的福利供给体系中，相对于家庭、市场与非政府组织，政府的福利支出相对较少。^[4][5]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传统的“儒家伦理”面临民主化等现代思潮的挑战。儒家伦理和香港福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回归之前的殖民统治时期，港英政府在其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发现，儒家伦理强调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与其在香港需要建立的殖民权威十分契合，利于其实现施政目的和效率，^[6][7]于是提倡儒家的有关伦理规范，不仅保证了殖民统治的基本稳定，而且使其福利政策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