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作为独立决策的理性经济个体，其创业行为是对成本与收益权衡比较后的选择。而制度作为约束条件，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行为规则决定微观个体可行的选择范围，最终决定了创业行为的收益大小。因此，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是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在第四章中，本书刻画的传统农区企业家形成过程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模型，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力不能大规模流动的特殊情况，以及市场整合有限的假定。模型的这种假设和前提，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基本情况，是这一时期历史条件下既定制度的产物。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对整个社会居民个体流动的严格管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正处于市场化探索时期的状况决定了市场整合的有限性，整个制度环境构成了个体行动决策的约束条件，才有了传统农区企业家形成过程中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可能。鉴于制度对社会个体行为人的约束，本章将聚焦于制度对传统农区企业家形成的影响。

国外学术界从多方面探讨了制度对企业家的影响。科兹纳（1978）认为，自由开放的制度框架对鼓励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极端重要。Baumol（1993）关注了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Aldrich和Wiedenmayer（1993）的研究认为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巨大，甚至可以创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Powell（1990）考察了爱尔兰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历史，研究发现经济自由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而政府干预则会造成企业家精神的丧失。Carree和Thurik（2002）则比较了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