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入世以来，中国电信市场比以前开放扩大了许多，主要体现在增值业务领域；作为载体的电话和宽带等基础业务却相对封闭，并未出现政策允许的合资企业，市场垄断也处于高位。^[1]据前期调查（韩胜飞等，2011），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门槛大幅降低之后（如外资股权上限升至49%，称为政策性壁垒），投资成本与风险、市场环境与规范程度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开始显现。同时，哪些因素对FDI影响较大以及加入WTO后中国基础电信市场的实际开放程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建立包含政策和非政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指数，对中国基础电信FDI壁垒进行相对客观的量化，并推断加入WTO后该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

随着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出现，电信等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引起广泛关注（Warren，2000b；Dee，2005；Francois and Hoekman，2010），而准确评估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到对行业影响的判断。Hoekman（1995）最早根据各国对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开放承诺表的执行情况，以限制的发生频率来衡量各成员国每个服务业部门的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业贸易壁垒的量化研究多采用这一频度计算方法（盛斌，2002；田晓耕、殷小红，2008；阎晗，2009；倪诗佳，2010），并根据完全承诺、部分承诺和无承诺三个等级进行主观评分，对各项因素平均赋权。然而，多数贸易壁垒包括“人为”和“自然”两方面因素，前者通常表现为公共政策障碍，后者则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心理等各种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