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社会平等和公正历来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李培林，2020）。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十几年间，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之一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左右增加到0.4以上，近几年都在0.465以上。学界普遍将0.4的基尼系数定为警戒线，认为在其之上会对经济社会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大损害。

党和政府注意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分配政策中多次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六大以前，分配政策中基本上都是效率优先，尽管十四大报告中提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也是将效率放置于公平之前。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要更注重公平；并明确指出要“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则多次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战略由注重效率转为注重公平。

根据结构决定论，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可能引发底层愤怒，导致社会矛盾（Kluegel & Smith，1981）。但是，过往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增加，公平感并不一定降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拥有更积极的社会心态，“社会火山”并未爆发（怀默霆，2009）。研究者从文化论、社会比较论和社会认知论等多种角度，对此“社会火山迷思”现象进行了解释（Whyte，2010；刘欣、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