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鳞册（亦称鱼鳞图册）起源较早，宋代就已经出现，但官府正式修造鱼鳞册用于征收田赋却在明初。清代以至民国，鱼鳞册仍然沿用。此外，民间也有编造鱼鳞册之举，用以管理土地、交纳田赋等。围绕土地，鱼鳞册不仅记载了土地类别、田块名称、地亩图形、田界四至、步尺面积、赋银总额等总体状况，有的还清晰存录了每一田（坵）号的田块图形、四至、步尺、科则、面积、赋银、业户、佃户等详细内容，有的甚至还保留了土地交易的信息，成为记录土地问题的原始资料，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分配、土地交易、租佃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国内外研究者较早就注意到鱼鳞册的史料价值，但利用清代遗留之鱼鳞册开展地权研究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鹤见尚弘先生对日本、中国所存的康熙初年长洲的鱼鳞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2]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思想解放、学术发展、中外交流等影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研究史料亦发生深刻变化，学者对历史上地权的实证研究中，日益重视南北各地遗留的清代以降鱼鳞册之利用，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观点，如章有义先生利用康熙初年江苏长洲鱼鳞册的研究得出“太湖模式”，秦晖先生利用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所揭示的“关中模式”等。

“太湖模式”“关中模式”涉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新认识，如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为封建地主经济制度、租佃关系是否发达等重大问题。^[3]时过境迁，经久不敝，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这充分说明，先辈学者之研究，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