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追求与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其制度匹配
城市化,往往被认为是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1]这一定义仅仅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现象,但并没有阐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不同理解,是导致中国城市化道路之争[2][3]的重要原因。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若城市化道路选择不当,不仅会产生一系列棘手的矛盾和问题[4][5],还会阻碍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探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分析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与制度匹配,寻找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一 福利追求与城市化道路选择
城市化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发展方向可预期性的群众性运动,只有使群众获得额外的好处,才能激励群众自发改变生存方式,参与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是群众各种需要升级演化的结果,更是群众各种需要得以实现的手段。只有从群众福利追求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方能正确认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选择最合适的城市化道路。
(一)福利追求行为模型
需要具有自演化(self-evolution)特征:当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时,对更高层次需要的渴求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导致需要层次的自我演化。[6]需要还具有自实现(self-realization)特征: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要是人的本能。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作为需要满足手段的生存方式也不断发展。追求更高水平福利是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也是揭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的突破口。
实现痛苦程度的最小化,是福利追求行为的目标。根据这一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