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互助: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动员与劳动互助(1940—1945)
一 学界的相关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劳动互助合作运动是20世纪前期中国革命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力之一。1980年代及以前,学界即对此加以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倾向于论证互助合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和意义,结论大体一致。[1]1990年代以后,对于中共合作事业的研究开始深入。刘宏探讨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劳动互助的背景、形式、经验与作用。[2]庹平则就晋察冀边区的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作用与特点进行了研究,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一种新现象加以认识。[3]温锐对中央苏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紧迫性、兴起与发展、形式、历史作用与时代特点也进行了研究,强调苏区农村互助合作经验对新型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意义。[4]近年,对农业劳动互助合作运动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又有新的突破。梅德平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这种组织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与历史特征,认为中共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变迁乃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5]黄正林则从劳动力整合角度对陕甘宁边区劳动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6]
海外学者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解读,则包含在“延安道路”、“游击经济”等概念与理论模式的解读之中。在马克·赛尔登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解读中,合作运动是其所描绘的“延安道路”的重要内容,他着重分析了陕甘宁合作运动、互助与农业发展的问题,强调了合作与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