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开始于经济的领域：从农村产权制度和生产管理制度的改变开始，到全国性市场经济各要素的逐渐完备，再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一体，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见证了经济领域的种种变迁和发展。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观察到的大型集体行动浪潮，都或多或少与当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重构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制度改革以及后续的严重通货膨胀，为当时全国性政治运动的爆发，准备了足够的后备参与动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营企业重构和与之相伴随的大规模裁员下岗，以及分税制后乡村地区的财政紧张和由此引发的税费负担过重，为当时都市地区和乡村地区两大首属弱势群体的需求保卫运动，提供了主导参与人群；最近的十年，随着城市化和空间开发的进一步加速，围绕私有财产权和经济收益权而展开的地方性集体行动事件也呈现频繁爆发的态势。可以说，经济转型的过程和结果，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浪潮提供了结构性的缘起。可以说，与经济转型直接相关的利益重构和利益博弈，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视角。^[1]

一 社会变迁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中结构性风险的定位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者们所持有的一个长期共识，就是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浪潮的理论解释，必须和一个社会变迁的理论联系起来（Eyerman and Jamison，1991：3）。首先，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定义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因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是“对人们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