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半个世纪前，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H.蒙德拉斯以欧洲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现代化为背景和依据，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据此，蒙德拉斯大胆预言，农民将会“终结”，并且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又令人浮想联翩的问题：没有农民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20年后，蒙德拉斯的预言不仅在以欧洲大陆为主的西方世界得到了证实，也即将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世界的现实。目前在中国，与农民终结的命运一样，作为农民共同体的村落也正在经历着相似的命运。国内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村落的终结。“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2]

如今，站在中国新“四化”的战略基点之上，中国踏上了人类最后阶段的大迁徙之路。“农民的终结”的世界看起来是那么的触手可及，“村落的终结”的社会已近在咫尺。我们都被这一占据站在工业文明世界入口处的农民群体四成还多的宏伟壮观的乡城运动所鼓舞，以至于来不及去设想“没有农民的世界”，也来不及去回味村落的数千年古老文明。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如果农民真的可以终结，那么是怎样终结的呢？或者更加直接明了一些，如果农民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乡村生活可以终结，那么他们崭新的现代文明生活又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村落终结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