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保安街的历史变迁入手，探讨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失去组织依靠的城市贫困者在现有制度环境中，对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实施的原则有着怎样的理解和定位，又是如何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开展行动的。笔者从底层视角出发，把制度划分为普适性与专适性两种类型，分别适用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城市贫民的行动反应在制度的实施悖逆相应原则的情况下展开，既有顺应、互助，也有侵蚀、内耗。

通过对制度—行动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本研究的基本发现如下。

■ 失去组织依靠对这一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失去”二字表示曾经拥有，现在不仅关系完全断绝，单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巨变对该群体成员造成的影响甚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动的策略与指向。

■“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主要是针对特殊的制度环境展开的，这种制度环境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生存资源。但是，制度的封闭性以及制度的身份建构作用不仅造成了群体分裂，也扭曲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制度的建构意义与制度的解构意义不尽相同，行动者按照自己对制度的理解和解释来指导行动，无论是顺应、互助还是侵蚀、内耗，既体现了贫困群体的主体意志，也影响着制度实施的效果。换言之，扶贫政策的实施不尽如人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贫困者的行动回应。

■“失组织”城市贫民的生存行动与逻辑有其独特之处，与大中型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以及农民的抗争行动截然不同。“失去组织”这样一个独特经历，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