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 Ahearne（2007）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调整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主要国家通过政策协调实施主动调整；二是听任全球失衡发展下去，由金融市场触发被动调整。前一条路径是渐进式和非破坏性的调整，而后一条路径是爆发性和破坏性的调整。Kinberly（2010）研究表明，渐进调整会导致较高的产出，而无序调整将使全球包括那些没有外部失衡的经济体的产出恶化。虽然不少学者如Greenspan（2004）、Richard Ports（2009）认为，在全球化尤其是金融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当今，美国凭借其美元储备地位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太可能发生资本流入“突然停止”；IMF（2005，2006）也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激进”调整是低概率和高成本事件。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此提出了警告，动摇了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无论如何，正如Alan Ahearne（2007）、Eichengreen（2008）所言，这时候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全球经济失衡的渐进调整，以避免“硬着陆”。

根据国民收支等式CA=S-I，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将意味着投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由此来看，投资成了经常账户反转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除了投资以外，经常账户反转还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吗？本节采用带有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工具变量模型研究不同调整模式的成本，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渐进调整和激进调整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大？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观察变量后，激进调整比渐进调整带给经济体的成本要大多少？（2）哪些经济体容易发生渐进调整，哪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