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和吴美琳合撰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一书，于2003年4月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至今已有两年。两年中，就笔者所见，除一些消息报道外，对该书的评介文章约有5篇，它们是：陈国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评介》（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孟宪实《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方也《基础深厚注释精当——读〈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施新荣《集资料性与学术性大成的一部力作——读〈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叶贵良《〈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释录指瑕》（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综观前4篇文章，对《集注》的特点、要点、基本内容和成功之处作了肯定，有的还介绍了一些此书出版的过程及背景，有的也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后一篇虽然是专就《集注》“释录指瑕”的批评性文章，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不少肯定，由于该文涉及如何治学、如何认识与评价学术成果的一些基本问题，笔者本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原则，在“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上，已撰另文与叶君对话和交流，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见拙著《答〈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释录指瑕》（拟刊《吐鲁番学研究》）一文，也可把此文作为本文姊妹篇。

笔者一贯认为：学术研究是天下之公器，学术成果是科学家辛勤劳动的结晶；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力求追寻三知：探知、实知、真知。由于研究者阅历、经历、占有资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