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
一 导论
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与属于舶来品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诸多的联系,[1]他对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一生志在富民,笔耕不辍,努力用自己的行走和书写去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利,对中国人民福祉有益的观点和建议。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始于西方,而发展于国内,[2]并业已形成对他的学术思想加以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且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产出,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鲜有涉及对其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的关注与探讨,而本研究要做的正是对这篇论文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再考察与再分析。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在我国,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基本上都要涉及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习,笔者在以往的学习中已经了解到费孝通在学生时代的学术思想与吴文藻、派克、史禄国以及马林诺夫斯基有关,其思想主要受到这几位学者的影响,属于功能论者和社区研究者。
但是在参加赵旭东主持的课题“费孝通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费孝通文集》前后十六卷的阅读,发现之前的一些研究者对费孝通的理解可能过于简略与绝对,大多只是笼统地介绍了费孝通对派克的社会学、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人类学的继承,而忽略了费孝通本科阶段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所接触的多样性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3]的形成、内容以及所运用的理论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