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老”是侗族南部地区对流传当地古老的多声部合唱艺术的民间称谓，学界根据字面意思直译成“大歌”。从薛良1953年在《人民音乐》上发表的《侗族民间音乐的简要介绍》算起，至今学界对侗族大歌的关注研究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现在侗族大歌已成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重新追溯该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薛良的“大歌”直译影响深远，《人民音乐》的对外宣传功不可没，二者对侗族大歌逐渐闻名于世起到了基础性作用。60年间，侗族大歌如何生成一直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归纳起来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模拟自然声响说”（张勇^[1]、杨昌国^[2]、吴浩及张泽忠^[3]）；二是“语言、风情习俗及民族器乐影响说”（王承祖）^[4]；三是“源于原始耶及古歌说”（石家国^[5]、杨方刚^[6]）；四是“自然及人文环境影响说”（赵媛^[7]、刘亚虎^[8]）。这些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没有关于侗族大歌确切的记载，无法认定它产生的具体年代，所以学界关于这一民间艺术的形成研究只能依靠侗族的生存环境进行假设和推断。那么，除了上述的相关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吗？本文结合侗族的社会历史以及大歌的流传区域，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希望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侗族大歌与款组织

从地理空间来看，侗族大歌流传的中心区为今黎平、从江两县毗邻的六洞、九洞、十洞、千七、千五、千三、千二、二千九、四脚牛等地，边缘区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溶江河沿岸和榕江县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