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复杂的利益、观念和结构的变化与冲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迁，使得阶层开始出现分化和断裂，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涌现，甚至有社会溃败的危险。2013年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突出，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1]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而政府或者其代理人往往成为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直接抗争对象（于建嵘，2004），并且未来的抗争有基层化、暴力化的倾向（刘能，2009）。

面对频发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我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本，作为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政策模式。但是关于政策模式的内容以及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缺少关注相关政策的研究，而政府作为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重要一环，对于事件的缓和甚至最终解决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政策文本为基础，分析当前各级政府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基本特征，探寻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假设，并以乌坎事件的处理过程为典型案例进行验证，进一步具体阐释现有政策的效果与不足。2011年广东省陆丰市临海的乌坎村因土地纠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乌坎事件，其在中国基层民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乌坎村民的抗争诉求本质上是要求合法处理国有资产和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