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史的美国学者塞缪尔·P.海丝（Samuel P.Hays）指出，城市化带来土地使用程度的不断增强，尚未发展和开放的空间不断减少的状态^[1]。澳门也不例外，在边缘区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农地用途转移导致其面积不断缩小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由于土地管理牵涉土地规划，因此，澳葡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对菜农的生存构成哪些间接或直接的“门槛”？菜农试图在跨越这些“门槛”的过程中，是怎样与澳葡政府发生碰撞的？城市化浪潮下的大环境对菜农形成的挤压，带来何种后果？这些都是牵涉菜农最终命运的问题。对此，本章拟以澳葡政府与菜农在上述过程中的互动为视角，以澳葡政府有关边缘区城市规划的制定、农地收回等对菜农及边缘区的影响为主线，以“本澳最大一幅菜地”新口岸从边缘区到城市的演变为个案，探讨城市空间向边缘区延伸的具体路径。力图通过这些探讨，揭示菜农由兴盛变为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一 不断搁置：边缘区城市建设规划

在20世纪50～80年代，澳葡政府曾制订了多份城市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内容较为宏观的对在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进行的城市建设规划，即都市化总体计划；也有仅对某些特定区域所做的规划，即各区的都市化^[2]计划^[3]。当澳门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空间向边缘区扩展，农地逐渐消失时，澳葡政府是否制订了包含与城市发展速度相符合的城市和农业用地规划？澳葡政府有关规划的特征是什么？这些规划对城市发展以及菜农有何影响等？这些都是本节要探讨的问题。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