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物的中心。文化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希冀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进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1]

——伯纳德·奥斯特利（Bernard Ostry）《文化联系》

关于公共危机，从结果上讲，它是一种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的威胁和破坏。从过程上讲，公共危机是一种风险的产生、形成、制造、扩散、集结和爆发的过程。从根源上讲，公共危机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人类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化，进入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实在的集合体，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社会实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现代文化的所有制度和机制都围绕这个过程运转，以它为核心，为它服务。现代文化所特有的这种激进的、扩张性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在制造社会存在的同时，不断制造现代性风险。现代化过程同时是现代性风险的系统性生产和全球扩散过程。现代性风险在历经200多年的释放之后最终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并进一步导致公共危机的频频发生。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