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介绍

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Lin，2011）。近年来的一个发展动向是中国希望成长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中国的这一目标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范围知识重新分布的动力（Serger和Breidne，2007）。在这一背景下，由Jones和Romer（2010：231）提出的以下问题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人口的总和。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可能会使全球研发人员的数量翻番，从而推动世界科技发展。长期来看，这一发展趋势会对中国分享知识的国家有何影响呢？

2006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这反映了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知识源泉之一的决心。在《纲要》中，中国政府强调自主创新和企业研发的重要性。《纲要》对其所覆盖的15年的指导思想是，“独立创新，在选定的科技领域里取得跳跃式发展，支持和引导国家未来发展”（Sun和Du，2010）。

尽管教育、制度、科学和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本文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的创新表现？

这一问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是如何在较低水平的制度环境里取得高速增长是备受争论的（Huang，2008）。众多经济增长领域的文献认为制度质量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并且认为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是经济增长的表现（Acemoglu和Johnson，2005；Hall和Jones，1999）。然而中国的增长表现似乎是理论预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