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起出现大范围的持续偏高，女婴死亡水平在20世纪也一直偏高，这势必导致中国性别结构失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婚姻市场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女性短缺和男性过剩（Dudley和Glover，2005；Tuljapurkar等，1995）。由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所带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和传统的婚配梯度模式的影响（Evans，1997），中国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形势。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开始步入结婚年龄，婚姻市场正在或即将出现大量年轻的剩余男性（Attané，2010；Banister，2004）。据估计，从2010年开始，由于女性短缺，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男性难以结婚（李树茁等，2006）。尽管一些调节措施，例如提高女性的再婚率，扩大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增加与外国女性结婚的数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婚姻市场上的这种不平衡（Le等，2007），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将被永远排除在婚姻之外。

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潜在问题在加速积聚，人们已经预感到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人能真正判断它的后果会严重到何种程度（乔晓春，2008）。为此，学术界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学者担忧，男女比例失调有可能促使剩余男性选择嫖娼等高风险性行为，导致性乱、艾滋病蔓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马洁芸，2005）。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性服务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剩余男性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艾滋病高风险群体，而且将架起艾滋病从高风险群体向低风险群体扩散的桥梁（Tucker等，2005）。艾滋病将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