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时期，经济、社会、人口的多重转型，使中国呈现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的特征。新的社会问题与历史长期积累的社会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与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相互交织，加大了社会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近10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快速增长趋势和规模升级，暴露出了社会发展中隐含的巨大风险，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在中国不平衡发展战略下，社会分化程度不断加大，各种矛盾呈现集聚效应，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这必将导致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男性人口出现过剩，使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这些男性在婚姻市场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婚姻挤压的后果。而且两种类型的风险相互作用，将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涟漪效应。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将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由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比城市严重，今后“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又无子嗣的男性剧增，可能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公共安全。此外性别失衡也会加速性病、艾滋病等传播性疾病的传播，引发公共健康危机。在一个常态社会，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因男性人口过剩而产生的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