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82年宪法第42～46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各种社会权利：第42条规定了劳动权，第43条规定了休息权，第44条规定了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第45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这些权利，宪法学理论统称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1]也有人称为“社会权利”。^[2]当然，1982年宪法对社会权的规范并非没有历史的渊源。从宪法史的角度观察，社会权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而其渊源则出自德国魏玛宪法。“魏玛宪法的社会权利之条款，成为其他许多国家之宪法及理念所取材之对象。”^[3]

实际上，在魏玛宪法颁布后不久，它就被介绍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民国第一届国会制宪时期，魏玛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仅有人在杂志撰文呼吁宪法明定生存权，^[4]而且还有请愿团向制宪机关提出请愿，要求宪法规定劳动保护条款；在宪法会议上，多种模仿魏玛宪法社会权条款而拟定的宪法修正案被提出。朝野关于社会权入宪一事意见高度一致。虽然由于政治事件迭出，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最终未能包含社会权条款，但它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社会权概念的基本理解。这一段历史值得认真总结。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权条款，或许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国初期宪法会议关于社会权条款的争论为中心，阐述社会权规范在我国宪法史上的缘起及其意义。

一 魏玛宪法在我国的初步传播——张君劢之功

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法国大革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