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社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以及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中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认知模式。农户的生计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引起生计安全问题（杨雪冬，2010）。本章通过引入生计安全行为分析方法，梳理农户生计安全的逻辑关系，并就生计风险的因素进行阐述，为农户生计安全建立评价标准。

4.1 农户生计安全行为逻辑

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深入，农户的生计行为被学者们所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出发，对农民经济行为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中国农村社会，农民个体往往很难构成独立的行动体，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以及小群体才是农村社会的行动单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在安全准则的行为准则指引下，其生计行为背后的行动逻辑成为研究的焦点。中国农村社会区域和时空差异较大，本节试图探讨农户一般的、普遍抽象意义的生计行为逻辑。

4.1.1 安全准则下的农户行为方式

安全准则是指农户为实现生计保障在应对生计困境时所遵循的风险最小化尺度。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探讨由来已久，最具代表性的有四个流派。其一，苏联经济学家A.恰雅诺夫（1996）为代表的“生存小农”。他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指出，俄国小农的家庭农场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依靠家庭劳动力而非雇佣工